我出生在泰恩河畔的一间小破屋里，当时，很多人都住在那里。小破屋在楼上，有三间房，周围是排屋群，我爸爸也出生在那里，就在辛普森船厂的上游。大老鼠鬼鬼祟祟地在地板缝里探头探脑，小耗子在墙缝里飞蹿。墙上打个钉子，钉子上挂个罩子，我们就在里面洗澡；上厕所得爬下陡峭的楼梯，跑到外面去。河水拍打着河岸，一退潮，便飘出阵阵恶臭。船厂里，引擎在呼啸，起重机在轰鸣，铆工和捻船缝的工人在敲敲打打。每次轮班，汽笛就会发出尖锐的嘶吼。还有海鸥的鸣叫声，孩子的欢笑声，犬吠声，家长的训斥声。一切仿佛陈词滥调，一切又如此真实。
 　　我记事时，原来的贫民窟不见了，我们搬上山，住进了刷着小卵石灰浆的小区，那里原来是小镇上方的一片荒 野。听人说，我们搬过来时就跟逃难似的。我们是从摇摇欲坠的排
屋过来的，那里只有狭小的院子；我们是从河边的窝棚破屋过来的；我们是从废弃矿井旁那残败不堪的村舍过来的。
 　　到了新地方，房子还没全造好。地上的一道道小沟里还没安上水管和电缆。地上的白色标示画出了要铺成马路和人行道的地方。花园的围墙和门柱造到一半。爸爸们有的用绳子把家具绑在自己背上，有的把家具堆上了手推车。妈妈们吃力地托着床单和毯子。曾被用来运煤的小马驹驮着我们的家什，德国牧羊犬拉着放满盒子和袋子的货板。我们有什么可带的呢？几件家具，几套常穿的衣服，就算挂在狭小的衣柜里也空落落的。还有人牵着家养的动物，或是把它们装进盒子、篮子里：有小鸡，还有蒙眼貂，它们以后会在新房的后院里安家。还有小马、鸽子、兔子和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