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首领们》这个集子一共收入了六篇故事，它们是我从1953 年至1957 年在利马读大学期间写了又撕、撕了又写的许多篇故事中“九死一生”残存下来的。没有太大的分量，我却十分喜欢，因为它们令我记起那些艰苦的年代。在那些年代里，尽管我把文学看得比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重要，但说真话，我却从未想到过有一天我会成为作家。我年纪轻轻就结婚了，除了大学课程之外，生活的重担也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不过，那些年代留在我脑海中的东西里，比我杂乱无章地写的短篇故事更重要的是我发现的那些作家和那些我贪婪地阅读的可爱的书籍。正是由于这些作家和书籍，使我在十八岁时就迷上了文学。说起来我有那么多的事儿要干，怎么还能去读那些文学著作呢？结果，要么一些工作只好半途而废，要么就是把工作干得很坏。我在公共汽车上读书，在教室里读书，在办公室里读书，在大街上读书，在喧哗中读书，在人群中读书，站着读书，走着路读书……我是那样善于集中注意力，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人能把我从一本书中拉出来（我失去了从书中摆脱出来的能力）。我记得有这么几件壮举：只一个礼拜天，我就读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一个朋友将亨利·米勒的法文版《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借给我几个小时，我用不眠之夜将其读完；福克纳的几部早期作品——《野蛮的棕榈树》《在我弥留之际》和《八月之光》——落在我的手中，我感到眼花缭乱，手里拿着纸和铅笔读了一遍又一遍，仿佛那是课本。

读这些书的成果，都渗透在我写的第*本书中。我现在承认这件事是很容易的，但在当时，我写这些故事时并非如此。我写的*早的故事《首领们》，表面看起来是再现我们在皮乌拉圣米格尔中学试图进行的一次罢课，那是我们毕业班学生参加的，结果毫无成果地失败了。而实际上，那是马尔罗的作品《希望》走了调的回声。我写作时，正在读这部作品。

《挑战》是一个令我难忘的故事，当然，读者是无法理解我这种心情的。巴黎的一本以艺术和旅游为中心内容的杂志——《法兰西》杂志——出了一期“印加人之国”的专号，并借此组织了一次秘鲁短篇故事竞赛，获奖者可以免费去巴黎旅行十五天，住在“拿破仑”饭店，站在这家饭店的窗前可以看到凯旋门。自然，国内的文学爱好者们都闻风而动，竟足有数百篇故事参加了这次竞赛。当我正在阁楼里为一家电台撰写新闻稿、我的*好的朋友走进来告诉我，我投稿的《挑战》中了奖的时候，我的心“怦怦怦”地跳起来。他还说，巴黎已准备好军乐队等待我。

那次旅行的确是难忘的，有趣的奇闻轶事层出不穷，它们的精彩甚至超过了《挑战》这篇故事本身。我没能看到我当时崇拜的偶像萨特，却看到了加缪。那是在重新上演《正义者》的剧院的出口，我大胆地，或者说莽撞地朝他走过去跟他说了话，然后写了一篇八页的评论他的文章，交给我的三个朋友在利马刊出（他的西班牙语好得令我吃惊）。在拿破仑饭店，我的过道对面的女邻居也是比赛的优胜者——1957 年法国小姐，也享受免费住饭店

十五天的权利。在饭店的佩斯加杜餐厅，我踮着脚往前走，生怕弄皱了地毯，结果还是出了洋相：由于我的无知，我点错了菜，当人家递给我一条小网，并且告诉我应该怎样为那道菜在餐厅的池塘里捞起鳟鱼时，我窘迫极了。

我喜欢福克纳，却模仿海明威。这个集子里的故事，幸亏有了那个神话般的人物。在那些年里，他恰恰来到秘鲁捕海豚和猎鲸，他的足迹所到之处为读者留下了大量的冒险故事、简练精辟的对话、生动逼真的描写和隐秘的材料。对于一个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开始写作的秘鲁人来说，读读海明威是十分有益的：那是一节有节制地参观的文体课。当时，尽管在别的地方已经过时了，但在我们中间还在倡导一种卑鄙无耻的、地主们奸污女农民的文学，那是用许多重音落在倒数第三个音节的单词写成的，评论家们称之为“乡土”文学。我仇恨这种文学，因为它是骗人的，因为它的作者们似乎认为揭露非正义就可以使他们免除对艺术甚至语法上的担心。不过，我也证实了这并未阻止我本人在这块祭坛前烧香，因为《兄弟》这篇作品就落入了土著文学的老套，也许这搀杂了时代给予我的另外一种激情的内涵：美国西部片。

在这本描写青少年男子汉大丈夫气概的故事集中，《祖父》这篇是同全书的氛围不合拍的，它也是我阅读的反映物——保罗·鲍尔斯文字优美但内容邪恶的两本书：《弱小的猎物》和《保护天堂》。那是在利马一个死气沉沉的夏天，我们经常在半夜到苏尔科坟茔去。我们崇拜美国诗人爱伦·坡，希望有一天也崇拜魔鬼。我们用唯灵论来自慰。亡灵向灵媒——我的一个亲戚——带着和生前同样的拼写错误口授各式各样的信息。那是一些紧张而难以入眠的夜晚，种种场景尽管使我们对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持怀疑态度，但我们还是紧张得连头发根儿都竖起来。从《祖父》这篇文章看，不坚持邪恶的本性是聪明的。

在这本故事集中，生活表现出*大宽容的大概要属《星期天》这篇。男孩和女孩们那种只限于本地区的友谊，亦即赫伊津哈 描写的那种人间游戏的神奇空间，在米拉弗洛雷斯已完全成为过去。道理很简单：利马中产阶级的年轻人自从停止了儿时在地上的爬行之后，现在已经有了自行车、摩托车或汽车，这些交通工具将他们从家中带向远方，从远方将他们带回家中。就这样，每个人都划定了自己交朋友的地理范围，并辐射向城市的四面八方。然而，在三十年前，我们只有踏板车，这些踏板车只允许我们在街区里转圈子，即使有自行车的人也不能出远门，因为父母不允许（当时他们听父母的话）。就这样，我们这些小伙子和姑娘被

死死地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区域里，那只不过是家庭的延伸，却是友谊的王国。请不要将我们这狭小的友谊王国与美国的小团伙小帮派混为一谈，因为美国孩子的小团伙纯属男性团伙，带有寻衅滋事和打架斗殴甚至抢劫行盗的特色，而我们米拉弗洛雷斯的孩子们的“小圈子”是无害的，类似一个大家庭，是一个混合部落。

在这儿，我们只是学吸烟、学跳舞、搞体育活动和向姑娘们表白爱情。我们的欲望并不太高，只是希望在节假日和夏天里玩个痛快。我们*开心的事是冲浪和踢足球，潇洒地跳跳舞，每隔一段时间交换一下女友。我承认，比起我们的长辈来，我们是相当愚蠢、相当没教养的，我们对发生在饥民无数的我们辽阔国土上的事情竟然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后来才发觉的。同样，我们当年和小朋友们一起生活在米拉弗洛雷斯区是多么的幸运，也是后来才体会到的。回首往事，有时我们甚至感到羞耻，但这同样是愚蠢的，因为一个人不能选择他的童年。关于我的童年，一切*热烈而鲜明的回忆都跟我们孩童期那个“小圈子”的习俗和行为联系在一起，再加上浓浓的乡愁和怀旧，这便是我写《星期天》的缘由。

《崽儿们》同样写的是孩子们的“小圈子”，但这个故事写的不是青少年的恶习和过失，而是1965 年发生在秘鲁的成年人的事。我说写，倒不如说是反复重写，因为这个故事我至少写了十二稿，始终难以脱手。自从我在一份日报上读了在安第斯山一个小村庄里一条狗阉咬了一个新生婴儿的报道后，那件事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从那时起，我做梦都想把这一离奇的伤痛写成一个故事，这种伤痛与别的伤痛完全不同，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非但不逐渐愈合，反而越来越大。同时，我的脑海里也在反复琢磨着一个狭小区域里的短篇故事，包括那个区域里的人，它的神话和它的礼拜仪式。当我将这两个计划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棘手的问题来了：由谁来讲述这个残疾孩子的故事？由孩子们的群体。那么，这个集体的讲述者怎样才不至于把每个人讲的话抹煞？随着我把一张张的稿纸撕掉，那个复数的声音渐渐地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它一会儿分解成个人的声音，一会儿又重新变成一个代表整个群体的声音。我更希望把《崽儿们》写成一个被唱的故事而不是被读的故事，因此，我选择的每一个音节都既考虑到它的音乐性又考虑到它的可讲述性。不知为什么，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故事的真实性决定于读者应该觉得自己是在听而不是在读，即故事应该从耳朵中进入读者的脑子里而不是从眼睛里。就是这些问题——姑且说是技术问题吧——使我费尽了脑筋。令我惊讶的是，对于奎利亚尔的不幸居然可以作出那么多种解释：暗示中产阶级的无能、对不发达世界的艺术家的阉割、影射滑稽文化在青年一代中造成的失语症、暗喻我自己叙述的无能。为什么不是呢？随便哪一种解释都可能是对的。当我所学到的东西落实到笔下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完全清楚过：真实也可能是谎言，谎言也可能是真实，谁也不知道在为谁工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文学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制造问题；它非但不能使人们幸福，反而会使他们更不幸。不过，尽管如此，文学也是我选定的生活道路，我绝不会再改变。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1979 年2 月于利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