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
我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精神健康——精神健全、神志正常——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具备良好的领导力；事实上，它往往带来相反的结果。精神疾病能催生伟大的领袖，然而如果这种疾病太严重的话，或者用错误的药物进行治疗，那么它就会导致失败，有时甚至会导致邪恶与灾祸。最终看来，精神疾病与领导力之间的关系虽然十分复杂，但十分确定的是，它与公众普遍的假定，即精神健康有益，而精神不健康则有害，并不吻合。
本书的主题，同那些根深蒂固的与精神疾病形影不离的文化污名背道而驰。我怀疑这种文化污名可能属于人类最深刻的偏见，甚至超越了种族主义或性别主义。或许那些意识到了精神病污名这个问题的人，比如医生们，也没有办法摆脱他们心中那固有的烙印。一些研究表明，内科医生被精神疾病打上的烙印和普通大众被打上的烙印同样多。或许研究精神健康的专家们，那些被精神疾病打上最少烙印的人，对某些精神疾病也持负面态度，特别是对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症。或许一些精神疾病患者本人也对精神疾病心怀偏见，认为这些疾病令他们蒙羞。

　　读者可能会对本书的主题产生本能的消极反应，我认为其中大部分都是基于这样一种烙印。那些试图为此争论的人，通常也注意到了这种偏见的存在。19 世纪后期，意大利精神科医生切萨雷•龙勃罗梭写道：一个“自大的平庸者”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那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也就是正常的人，可能不会成为最出色的人。20 世纪30 年代，德国精神科医生恩斯特•克雷奇默察觉到了同样的污名，并称之为一种对于精神方面呈现出的“劣等”所产生的“偏见”。他指出，精神健康的人是“讨人喜欢的”，但是“情感上处于稳定的平衡状态，并且总体上有一种幸福感的人，才称得上精神健康的人；然而平和而放松的心境，从来都不会激发出伟大的成就”。20 世纪60 年代的英格兰，当洛德•莫兰出版有关丘吉尔的回忆录，透露这位伟人的抑郁症情况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丘吉尔的夫人无法接受（原话为：“这本书从一个完全错误的角度来描述丘吉尔”），她通过引证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保密协议，极力劝阻莫兰出版这本医学回忆录。20 世纪90 年代的美国在这一点上并无二致。正如丘吉尔家族反对莫兰一样，肯尼迪家族指责尼格尔•汉米尔顿详细证明约翰•肯尼迪年轻时表现出的情感增盛（尽管汉密尔顿并未宣称这是一种精神病治疗诊断）。
所有的历史时代中，所有的国家都出现了对于精神疾病的偏见。由这种烙印生出的根深蒂固的本能反应和信条已逾千年，它们不容易发生改变，也不会很快发生改变。
不论这样的烙印可能变得多深，总是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界限是疏松的。我们可以在患有最严重精神疾病的人身上找到精神健康的一些方面，而精神最健康的人身上也同样存在精神疾病的某些方面。从这一点上而言，弗洛伊德学派是正确的：我们所有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哈佛心理学家布伦丹•马希尔证明，反常的、悖理的思维过程，在正常的、精神健康的人身上也普遍存在。从程度上而言，它们与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典型的妄想思维不同；而从类型上而言，二者并无任何差异。研究人员发现了大量非理性的思维习惯——所谓精神启发和偏见。这些思维习惯包括：与熟悉的见解相比，给予不熟悉的见解更多的重要性，假定碰巧发生的事件之间有因果联系，夸大那些罕见风险的威胁，以及其他许多思维习惯等等。（有资料显示，研究者发现了31 种标准的非理性思维过程。）专家们和外行人也对正常的悲伤与临床上的抑郁，以及正常的快乐和躁狂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做了大量研究。所以说，不论我们讨论的是情绪状态，还是思维过程，精神健康与精神疾病之间的界限一点也不清晰，而两者之间界限的模糊意味着两者之间有一些共同之处。精神疾病并不像怀孕——你要么有，要么没有——它更像高血压，或者糖尿病，或者心脏病，这些疾病都包含着异常状况的逐步升级，在极端状况下，会出现特别的状况，例如中风、昏迷或者心脏病发作。
因为精神疾病产生的烙印，有一部分源自我们的一种渴望，渴望将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视作彻底的“异类”——与我们正常人完全不同。然而，即便是在我们这些正常人身上，也存在这种“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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