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了历史上伟大的一些政治家、将军和企业家之后，作者发现，领导才能和精神疾病之间存在着莫大的关系。
根据两个世纪来的著名领袖（林肯、丘吉尔、甘地、罗斯福、肯尼迪等）的职业经历和个人困境，著名精神病学家纳西尔•加梅提出了一种令人吃惊且必定会引起争论的观点：危机时期的领袖大都具备心境障碍患者才有的特征——现实主义、同理心、适应力、创造力。对真实历史证据进行敏锐分析之后，加上心理学研究成果，加梅在书中证明，在严酷的环境下，精神疾病激发出了卓越的领导力。
以现实主义为例，心理学研究一再表明，在评估当前困境、预估未来情形时，饱受绝望情绪折磨的人比“正常人”做得更好。加梅研究发现，正是悲观现实主义让林肯和丘吉尔等领袖化解了个人和国家面临的挑战。再来说创造力，加梅在本书中证明，正是躁狂症让特德·特纳（CNN创始人）制定并执行了充满创造力的战略。
加梅的理论开放又健全，解释了为什么张伯伦和乔治·布什这样非常理智的人却是非常糟糕的领导。在和平年代，理智的人会是好的牧羊人；但在危急时刻，理智可能会变成一种障碍。加梅认为，一生从未经历过心境障碍反复痛苦的人，一般难以面对危机。
加梅的研究大胆但又扎实，为我们决定谁应该领导我们提供了有力的新尺度。但重要的是，他建议我们不要把精神疾病看成纯粹的负面现象。一个社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宽容患有普通类型心理疾病的人，决定了这些疾病能够给个体和社会带来多大的益处。

纳西尔·加梅（Nassir Ghaemi）
　　精神病学家、医生，专攻情绪疾病，尤擅双相障碍症。波士顿塔夫茨大学医疗中心精神病学和药理学教授，并主管心境障碍项目。同时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和美国剑桥健康联盟担任教职。
生于伊朗，5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在弗吉尼亚州麦克林长大，其父为神经学博士，母亲是艺术史学家。在乔治·梅森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并获哲学硕士（塔夫茨大学）和公共卫生博士（哈佛大学）学位，曾在波士顿哈佛附属医院工作多年。
临床研究和工作方向主要是沮丧和躁狂抑郁症。发表过100余篇该领域科学论文，并编辑过多部相关著作。担任多份精神病学刊物编委会成员，美国精神病协会杰出会员，此前担任过国际双相障碍症诊断指南工作组主席。
加梅是个非常活跃的作家，除写书之外，还在两个博客和其他网站及杂志撰写文章。工作和研究之余，主要兴趣在哲学和公共卫生领域。对哲学的兴趣主要在理解意识和精神疾病方面，担任哲学和精神病学高级协会执行委员。
 

　　目录

　　引言 心智健康的反比定律

　　第一部 创造力
第一章 让他们害怕并畏惧我们：谢尔曼
第二章 拼命工作，兼及广告：特纳

　　第二部 现实主义
第三章 正面我赢了，反面靠运气
第四章 走出荒野：丘吉尔
第五章 双方读的是同一本《圣经》：林肯

　　第三部 同理心
第六章 墙上的镜像神经元
第七章 莫罕达斯的悲痛：甘地
第八章 美国灵魂人物的精神病：金

　　第四部 坚韧性

　　第九章 愈挫愈勇
第十章 一流的性格：罗斯福
第十一章 卡梅洛特政府中的疾病：肯尼迪

　　第五部 治疗
第十二章 精神治疗上的巨大成功：重温肯尼迪的故事
第十三章 狂魔希特勒

　　第六部 精神健康

　　第十四章 顺势派领袖：布什、布莱尔、尼克松及其他领导人
第十五章 污名与政治

　　后记

　　致谢
译者后记
原书注释
原书参考书目
原书索引

　　试读
我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精神健康——精神健全、神志正常——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具备良好的领导力；事实上，它往往带来相反的结果。精神疾病能催生伟大的领袖，然而如果这种疾病太严重的话，或者用错误的药物进行治疗，那么它就会导致失败，有时甚至会导致邪恶与灾祸。最终看来，精神疾病与领导力之间的关系虽然十分复杂，但十分确定的是，它与公众普遍的假定，即精神健康有益，而精神不健康则有害，并不吻合。
本书的主题，同那些根深蒂固的与精神疾病形影不离的文化污名背道而驰。我怀疑这种文化污名可能属于人类最深刻的偏见，甚至超越了种族主义或性别主义。或许那些意识到了精神病污名这个问题的人，比如医生们，也没有办法摆脱他们心中那固有的烙印。一些研究表明，内科医生被精神疾病打上的烙印和普通大众被打上的烙印同样多。或许研究精神健康的专家们，那些被精神疾病打上最少烙印的人，对某些精神疾病也持负面态度，特别是对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症。或许一些精神疾病患者本人也对精神疾病心怀偏见，认为这些疾病令他们蒙羞。

　　读者可能会对本书的主题产生本能的消极反应，我认为其中大部分都是基于这样一种烙印。那些试图为此争论的人，通常也注意到了这种偏见的存在。19 世纪后期，意大利精神科医生切萨雷•龙勃罗梭写道：一个“自大的平庸者”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那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也就是正常的人，可能不会成为最出色的人。20 世纪30 年代，德国精神科医生恩斯特•克雷奇默察觉到了同样的污名，并称之为一种对于精神方面呈现出的“劣等”所产生的“偏见”。他指出，精神健康的人是“讨人喜欢的”，但是“情感上处于稳定的平衡状态，并且总体上有一种幸福感的人，才称得上精神健康的人；然而平和而放松的心境，从来都不会激发出伟大的成就”。20 世纪60 年代的英格兰，当洛德•莫兰出版有关丘吉尔的回忆录，透露这位伟人的抑郁症情况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丘吉尔的夫人无法接受（原话为：“这本书从一个完全错误的角度来描述丘吉尔”），她通过引证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保密协议，极力劝阻莫兰出版这本医学回忆录。20 世纪90 年代的美国在这一点上并无二致。正如丘吉尔家族反对莫兰一样，肯尼迪家族指责尼格尔•汉米尔顿详细证明约翰•肯尼迪年轻时表现出的情感增盛（尽管汉密尔顿并未宣称这是一种精神病治疗诊断）。
所有的历史时代中，所有的国家都出现了对于精神疾病的偏见。由这种烙印生出的根深蒂固的本能反应和信条已逾千年，它们不容易发生改变，也不会很快发生改变。
不论这样的烙印可能变得多深，总是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界限是疏松的。我们可以在患有最严重精神疾病的人身上找到精神健康的一些方面，而精神最健康的人身上也同样存在精神疾病的某些方面。从这一点上而言，弗洛伊德学派是正确的：我们所有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哈佛心理学家布伦丹•马希尔证明，反常的、悖理的思维过程，在正常的、精神健康的人身上也普遍存在。从程度上而言，它们与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典型的妄想思维不同；而从类型上而言，二者并无任何差异。研究人员发现了大量非理性的思维习惯——所谓精神启发和偏见。这些思维习惯包括：与熟悉的见解相比，给予不熟悉的见解更多的重要性，假定碰巧发生的事件之间有因果联系，夸大那些罕见风险的威胁，以及其他许多思维习惯等等。（有资料显示，研究者发现了31 种标准的非理性思维过程。）专家们和外行人也对正常的悲伤与临床上的抑郁，以及正常的快乐和躁狂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做了大量研究。所以说，不论我们讨论的是情绪状态，还是思维过程，精神健康与精神疾病之间的界限一点也不清晰，而两者之间界限的模糊意味着两者之间有一些共同之处。精神疾病并不像怀孕——你要么有，要么没有——它更像高血压，或者糖尿病，或者心脏病，这些疾病都包含着异常状况的逐步升级，在极端状况下，会出现特别的状况，例如中风、昏迷或者心脏病发作。
因为精神疾病产生的烙印，有一部分源自我们的一种渴望，渴望将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视作彻底的“异类”——与我们正常人完全不同。然而，即便是在我们这些正常人身上，也存在这种“异类”。
……